同志式母女关系
无话不说，是曾家人最大的特点。子墨的父母结婚47年了，仍然有说不完的话。“昨天下午我们一起去看了一个住在北京的台湾朋友，晚上回到家，吃完饭就坐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聊天，聊着聊着一看表，他说哎呀不要再说了，再说我们今天晚上就干不了事了。因为他要写东西，我要校对稿子。”曾妈妈说。母女之间亦是如此，妈妈在工作上的开心、困难、家庭关系上的隐私都会一股脑儿地讲给女儿听，反过来，女儿有什么也不瞒着妈妈。曾妈妈管这个叫做“同志式的母女关系”。
子墨哈哈大笑：“这就是典型的‘马列主义老太太’的说法。我今年春节带我爸妈去伦敦玩，到伦敦的时候，大家都不知道马克思的墓在伦敦郊外，我妈就说马克思的墓在伦敦，她要去看。你想，那些旅游的书，什么《Lonely Planet》之类的肯定没有介绍，我又跑到在酒店去问，人家都不知道在哪儿，因为这不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旅游的地方。最后我就上网去查，才查出那地方在哪儿。最后也没去成，时间实在是安排不开了。她们那代人跟我们的想法挺不一样的。”
拍照的时候，子墨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串卡地亚的珍珠项链给母亲戴上，颗颗珍珠大如龙眼，衬在黑色的衬衫上，宝光流转。我问她：“你买这些奢侈品，也会告诉妈妈吗？”“会啊。”子墨轻松地说，“我这次在伦敦，买包、买鞋他们都陪着我，花多少钱，他们都知道。我也给他们买，可是他们不要。”“他们会不会说‘这太贵了’？”“他们从来不会说这个东西太贵了你别给自己买，他们只会说这个东西太贵了我别给他们买。我快10万块钱一个包，他们都知道，他们顶多会说，哎呀你怎么又买了一个包，你都有那么多包了怎么能再买一个？这是我妈，我爸连这话都不说。我爸的理论是人应该能挣会花。”
“子墨现在学会报喜不报忧了。”曾妈妈“抱怨”说，“我是看她的书才知道，有一次她在香港
和胡一虎主持节目，她晕过去了，低血糖，这个她都不告诉我。”
“我觉得没必要跟她说啊。”子墨笑笑，“我也不觉得这些事有什么‘忧’。老人嘛，就是容易担心，可能我们觉得特别平常的事，他们就会特别担心。所以就不用跟他们说这些了，省得他们操心。但是就我自己来说的话，我没有觉得这些有什么特别不容易的。我们那儿好多主持人都晕倒过，我觉得挺正常的。”
看子墨的书，曾妈妈有两个读后感：一是第一次了解到子墨的风光后面原来有那么多的辛苦，二是感叹，原来小妹的文笔也这么好。
“因为过去老大写了一些东西在报纸上登，我就觉得姐姐的文笔相当好，没有想到妹妹的文笔也那么好。她爸爸一看就说，呀，本来我们家五个人，这个写作的文字表达能力，她爸爸一直以为他是第一，然后我是第二，她姐姐第三，曾子墨是第四，她哥哥最糟糕，是最后。后来呢，我就降到第三啦，她姐姐就提高了嘛。这一次，他怎么说呢，他说我还是第一吧，曾子墨和她姐姐应该并列第二，他说你现在是倒数第二了。我说我很高兴啊，倒数第二也很高兴。”
子墨为自己的新书起了许多名字，她最喜欢的是“随风”，但在出版前的最后一刻，这个名字被出版社否决了。眼看着新书就要发厂印刷了，却还没有名字，子墨打电话给母亲求助。“我想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打电话给子墨说，叫《墨迹》吧。”曾妈妈说，“‘墨’是你的名字，迹有足迹的意思，是你走过的路。”
后来，子墨告诉我，这个名字其实她很早以前就想到过，只不过没和妈妈说，谁知妈妈后来也想到了。“这个，可能就是母女吧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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